——真情沟通，激励全社会参与治理。
“在走访完几个蔬菜基地后，我心中许多顾虑都打消了。”在一次农业厅主办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验日活动中，杭州市民吴培作为市民代表，受邀和省农业厅干部一同参观基地。回城路上，吴培不停地赞叹，这个做法好。
近年来，社会上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误解、谣传，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信息不透明和消费者缺乏农产品质量安全常识造成的。
为增加信息透明度，让百姓明明白白消费，近年来，浙江省把信息宣传放在重要的位置，特别提出注重与媒体、与公众的沟通。农业厅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直通车、市民果蔬基地体验等活动，与省内主流媒体合作推出“农业厅长请你来提问”等节目，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透明度，让公众参与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中来。
2011年，“爆炸西瓜”波及浙江，瓜农叫苦不迭，农业厅迅速组织专家，在媒体释疑解惑，告诉消费者，这并非膨大剂引起，而是新品种遭遇连日阴雨所致；2012年，微博爆料“宁波余慈杨梅喷洒膨大剂”后，农业厅再次第一时间回应社会关注，迅速消除不实传言对杨梅产业的影响。
在信息日益公开透明、传播日渐便利快捷的现代社会，如何打开封闭的圈层，与社会、媒体进行良好的沟通，考验着执政者的管理智慧。浙江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主动说”、“适时说”、“引导说”、“多种形式说”，传达出的开放、真诚，不仅有利于提振消费信心，维护农业产业稳定，更树立了政府的良好形象，提高了公众的参与度。
正是出于真情沟通的回馈，如今，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日渐成为一项社会工程，不仅政府关注，市场主体重视，而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隶属于台州市的农业大县仙居县，在农产品生产中探索“村民自治”，由村民组成农产品质量安全巡逻队，巡查生产者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情况，阻止病死动物乱抛弃及交易现象，参与农产品上市前采样送检等工作。不少村子以村规民约的形式，要求农作物不催熟、不使用违规农业投入品，一经发现则全数销毁。群众自我监管，形成了群防群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良好氛围，使作为主导产业的“仙居杨梅”长盛不衰。
“社会共治”求实效——浙江实践的思考和启示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既是重要的民生，也是重要的政治，既考验政府的执政智慧，也考验政府的治理勇气。浙江在守护“舌尖安全”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有特性，更有共性。浙江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全国大部分省份明天必须面对的现实。从这一意义上讲，浙江在农产品安全方面勇于探索和实践，不断出新求解的“方程式”十分值得关注、借鉴。
经验一：有效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既体现了浙江的战略眼光、大局意识，同时也凸显其发展智慧和民生理念，质量安全问题对于浙江既是责任担当，也是发展之要，如今也正成为浙江发展的新优势所在。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政府作为监管主导，以怎样的态度担当、以怎样的思路谋划、以怎样的机制运行，都直接决定着这项工作的走向和效果。
当前，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有些地方是喊得多，做得少；还有些地方虽然有解决的意愿，但多是以被动的姿态去应对。归根结底在于，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当做一个“问题”来解决，视为一个“包袱”来化解。但是精明务实的浙江人，不仅深刻领会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重大的战略意义，更看到了其对于浙江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
事实上，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在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上的经验，都是以此为契机，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政府管理职能的有效转变。浙江以先人一步的战略眼光和敢直面、勇担当的工作作风，将问题视作动力，将挑战视为机遇，下大气力向传统的生产方式说不，向旧的管理体制开刀，从资金投入、产业规划、管理体制等各方面都进行大的改革，既立足当前，又着眼于长远，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色的发展之路。
经验二：从“两美浙江”的提出，到“五水共治”的推进，浙江省委省政府一系列大手笔谋划，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一个优渥的外部环境，把质量安全工作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谋划推动，自是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在农业发展中统筹，也需要在社会层面统筹，更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统筹。
试想，如果没有“五水共治”工程的开展，何来安全的水源生产安全的农产品？如果没有“两美浙江”的开展，如何能够为优质安全农产品更好打造市场通道呢？如果没有重大安全事故一票否决的压力，如何倒逼地方政府重视农产品安全工作呢？
正是因为浙江没有单单就抓质量安全而抓质量安全，而是将农产品质量安全融入了大战略、大工程，抓农产品质量安全才可能与各级政府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契合，避免“上热下冷”；才可能从生产源头、生产过程系统施策，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才可能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和开放度，争取主动，免于“灭火”、“堵漏”的尴尬；才可能真正将安全农产品“产出来”、“管出来”，从纸面落到实际。
经验三：农产品生产者是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让其尽到责任，既要用道德约束，也要用强制手段；既要靠市场机制激励，也要靠政府力量的介入，以标本兼治方式提升生产者从事安全生产的能动性，最终培养重质量、守信誉的生产经营者。
如何有效引导、实现生产者从事安全农产品生产，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守护“舌尖安全”就是一句空话。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从生产经营者着手，以预防为主，预防与防治有机结合，最终培养重质量、守信誉的生产经营者，在全社会形成按质论价、奖优罚劣的质量安全氛围，从根本上缓解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种种问题。
从浙江实践来看，无论是在产出环节还是管理环节，无论是市场无形的手还是政府有形的手，始终都是围绕生产者这一主体在起作用。浙江推行“五个一”标准化模式，培育扶持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做大、做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着眼于解决生产者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问题；大力推进农业品牌化建设，建立诚信联盟，实施诚信奖励等，是为了调动生产者积极性，解决安全生产意愿问题；加强政府监管和法律惩处力度，则有效防范市场失灵和道德失范的风险，守住最后一道闸门。如此，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有效落实生产者第一责任，掌握了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
经验四：农产品质量安全既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浙江省将“治理”的理念纳入政府监管之中，调动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力量，构建社会共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新格局。
从产业现状看，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之所以难，难就难在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我们面对的经营主体面广量大、小而分散。这种监管状况下，单纯靠“管”的方式、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管理方式，加快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同样面临着创新发展的需要。“管理”与“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相差很大。浙江认为，“管理”往往是单向的、垂直的，涵盖的领域相当宽泛，而且容易将管理对象置于对立面；而“治理”内涵丰富，包括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致力于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更突出地强调“鼓励和支持各方面的参与”，强调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管控。“治理”强调制度建设，特别强调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浙江多地尝试“柔性管理”，用政府激励的办法，强化诚信体系和信用文化建设，让生产经营主体自觉加强生产过程管理。加强社会监督和消费维权，推动监管部门与其他部门、机构间建立协同联动治理机制。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的长效机制，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透明度，采用多种形式与公众主动沟通。这些综合措施有利于形成社会参与、人人关心、公众信赖的社会氛围，在更广的范围、更和谐的环境下推进工作。
多年来，浙江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并且连续多年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98%，就千家万户的生产实际而言，就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而言，已经实属不易，但在浙江主政者们看来，对消费者而言，1%的不合格就意味着100%的不安全。即便合格率达到100%，那也只意味着今天，而并不能代表明天。
农产品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特殊产物，无法做到绝对意义上的安全，加上新技术、新品种所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依然存在，农产品安全监管的责任依旧艰巨。
“农产品质量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一直在路上。”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浙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者不敢有丝毫懈怠、麻痹，他们以更加负责的态度，更加执着的担当，全力以赴投身到这场漫长的“马拉松”中而义无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