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生态环境，为农产品产地环境的净化提供了条件。反过来，农业生产中秉承生态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既保护了产地环境，也大大降低了源头风险。”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刘嫔珺说。如今浙江的生产经营主体们，越来越多尝到了甜头，也越来越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和质量安全的辩证关系。
德清县清溪鳖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根连就是其中之一。他采用的“稻鳖共生”种养模式，能利用甲鱼排泄物作水稻肥料，稻田里的害虫作甲鱼饵料，如此不施化肥农药，生态循环产出的稻米和甲鱼价格翻一番，亩产就有两万多元。
王根连的案例说明：绿色环保的农产品，就是金山银山；能让环境友好，农业才可持续发展。
不仅是王根连，越来越多的生产者都乐于接受和积极实行大到统防统治、绿色防控、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小到农药包装物和农膜废弃物的回收等政府全力推动的事项。现在，全省规模畜禽养殖场排泄物、农作物秸秆、农村清洁能源综合利用率分别达96%、78%和68%。
今年6月，浙江被农业部批准为全国唯一的现代生态农业循环发展试点省份，生态循环已成为浙江农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生产标准化，以市场主体带动“整齐划一”。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标准化是关键。一方面，浙江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农产品要进入市场行销，让消费者接受，必须要具有明确统一的标准。另一方面，对生产者而言，即使制订了严格科学的标准，也常常会因为过于专业，理解执行起来费劲。怎样才能既适应市场和消费者要求，又能制定出科学实用的标准，让人一目了然，便于掌握，利于操作？
有一次，省农业厅质监处处长王建伟到安吉县一家葡萄园调研，突然发现一本管理手册，简明扼要而又易懂易记。原来，这位园主借鉴日本做法，将葡萄种植、管理、采收等关键环节的技术，编辑成小册子，对照执行，十分方便实用。回到厅里，王建伟立即着手研究借鉴。
浙江“五个一”标准化模式由此问世。这就是“一个产业标准、一张模式图、一套讲解光盘、一本操作手册、一个示范园”。
记者在浙江采访期间，种植基地随处可见这类标准挂图。慈溪市甬丰蔬菜种植场场长胡志勇告诉记者：“以前种菜，大多凭感觉，靠经验。现在有了挂图，几时播种、几时施肥、几时洒药，怎么管理，采收注意什么，只要看一眼挂图就明明白白。省了许多心！”
解决了易于掌握、便于操作的问题，只是第一步。农业标准化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标准落实到一家一户的生产中。现代农业先行的浙江，通过土地流转等服务着力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为标准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
目前，浙江的农业龙头企业就有7500多家，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有4万多家。主体的发展壮大，又进一步推动了土地流转。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浙江的土地流转率高达47%，全省农户的一半以上，在主体带动下，已经迈进了标准化生产的大门。
这种以产业为主线制订标准，通过政府引导、主体实施、农民参与的方式进行推广示范的做法，很好地解决了浙江生产主体众多，标准难以统一，难以执行的难题。2013年浙江农业标准化生产程度为58.8%，其中，“两区”（即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内标准化生产已经实现了全覆盖。
如今，浙江又开始了主导产业全程标准化和以县为单位的整建制、全区域农业标准化示范创建。
——营销品牌化，靠利益驱动激发内在动力。标准化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实现优质优价，那么，标准化必将不能持续。而要实现优质优价，品牌化不可或缺。
事实上，同在省内，同一个产业，实施品牌化战略的，产品价格扶摇直上，产业规模日趋扩大；而没有品牌意识的，价格始终在低端徘徊，产业发展日趋萎缩。这样的对比屡见不鲜。其实，这不难理解，生产如果没有标准，产品安全就难保证，品牌就没有了立足的基础。所以，标准的外在体现其实就是品牌，而品牌的内涵之一就是标准化。
正是深刻认识到标准化和品牌化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近年来，浙江大力实施农业品牌战略，希望通过品牌化进一步促进标准化，用市场化的方法和思路，从根本上解决标准化、进而解决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
他们的做法之一就是致力于打造区域性公共品牌。由产业协会出面注册商标，打造由产业主体共同使用的公共品牌。而生产主体如要“借光”，享受公共品牌的影响力，则必须符合要求符合标准，保证质量安全。生产主体则在区域品牌之下，注册企业品牌。这种“母子”品牌相携相生、互促共进的模式，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广，是浙江农业创新的经典范例。
现在，浙江几乎每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产业，都建有自己的区域公用品牌，如“安吉白茶”、“仙居杨梅”、“临海蜜橘”、“慈溪蔬菜”、“庆元香菇”等。
生态化解决了生产环境的安全问题，为标准化生产“清场”；标准化确保了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质量问题，为品牌化提供品质保障；品牌化则为生态化、标准化解决了动力机制问题，“三化”之间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宁波市农业局局长鲍尧品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要通过利益驱动机制，让市场主体有积极性提供优质农产品，通过市场倒逼机制，给不安全的生产戴上“紧箍咒”。政府提供服务、加强监管，都是为市场发挥作用提供条件、营造环境。立足于此，“产出来”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才有根本依托。
“管出来”根本在于将“管理”转变为“治理”
面对“千家万户”的生产主体，政府纵有再大的力量，也是防不胜防、管不胜管。只有从“管理”走向“治理”，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形成合力，做到齐抓共管、多元参与、社会共治，并且形成机制，才能实现治理的广覆盖、全覆盖
用市场化的“灵丹妙药”解决“产出来”的动力机制，但市场化不能“包治百病”，尤其在作为市场化基础的诚信缺失的情况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将是普遍现象。浙江认为，这个时候就要发挥政府的作用，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把农产品安全“管出来”。
如今，浙江上下已形成一把手直接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门齐抓共管的氛围，工作举措上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向全程风险管理、社会共治转变。
——奖罚分明，真刀真枪动真格。
浙江的许多农业经营主体，对2009年那场“问责风波”记忆犹新。当年，浙江对“三品”进行专项检查，发现7个产品抽检不合格。在随后召开的千人大会上，不合格产品被严正通报，立即取消标志使用权。不合格产品产地的农口负责人如坐针毡。
对农产品质量监管责任，一些地方喊得响，抓得松。常常都是媒体曝光了，舆论强烈了，才不得不作出处理。这一方面是政府部门不作为，多数也是基于地方保护主义。但是，现代媒体环境下，问题捂是捂不住的，浙江认为，只有严格监管才是真正对产业发展与消费者安全负责任的行为。
在部门监管责任上，浙江省农业厅明确了全厅所有处室、单位的职责，落实“一岗双责”，建立了抓行业必抓安全，抓生产必抓安全的机制。
对于地方政府，省里每年与各市签订安全目标管理考核责任书，将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对发生重大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
在生产经营主体责任上，浙江将质量安全监管与产业扶持联动，一旦出现不合格或不良记录，生产主体就被划入“黑名单”，3年内将与任何项目扶持“绝缘”，一旦使用违禁投入品或连续两次抽检不合格，则毫不手软，摘除已授予的相应荣誉。
深谙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浙江，坚持用法治净化农产品市场环境，深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三年来，整个浙江在专项检查行动中立案查处的案件就达3000起。如今，生产主体都十分明白，食品质量安全是碰不得的高压线。
罚，起到的是震慑教育作用；而奖，则发挥正向的引领鼓励作用。
在正向引领上，湖州市有一个创新——每年评选一次农产品质量奖，每次不超过5个农产品，对获奖的产品，由市政府一次性奖励10万元。
“设立奖项的重点不在于10万元奖金，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向社会昭示政府在鼓励什么、支持什么，有利于全社会形成重视质量安全、品牌建设的氛围。”湖州农业局副局长沈红星说。
德清县隶属湖州市，人口不足50万，但道德文章驰名全国，全县竟有5000多名公民道德模范。该县依托公民道德建设，以“讲道德、更健康”为主题，在全县范围内建立诚信农产品联盟，并创建区域公用品牌——德清嫂，但只有联盟会员才能使用。
联盟理事长佘国兴说：“奖励不一定用经济手段。被诚信联盟接纳，本身就是一种荣誉。”他所种的西瓜，因为融入了诚信元素，一路畅销无阻。
——全力投入，让监管回归服务的本质。
记者在奉化市岳林街道采访时，街道快速检测室检测员胡旭辉刚刚收下了农户张宝平送来的茄子、油菜等样品，帮他测测农药残留，看能否按要求上市。
记者了解到，像岳林街道一样，浙江省1165个涉农乡镇街道，全部配备了农产品安全快速检测室，不管是农民自己种的菜要上市，或是消费者对买的菜有疑虑，都可到此免费检测。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点在基层，但基层监管人员和检测设备的匮乏，一直让基层的监管工作力不从心。今年，浙江承诺，在所有县市区建成农产品安全快速检测室，对公众免费开放。
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浙江投入逾2亿元资金，建成市县两级农产品质监站55个，基本覆盖了全省农业主导产业生产区。有站就要有人，浙江率先在全国建立省有总队、市有支队、县有大队的完整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初步形成了覆盖省、市、县、乡四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络。
大手笔的投入，虽然使农产品质量监管基本实现，有机构管事、有专人做事、有能力干事、有经费办事。但面广量多的现实告诉浙江，要真正做到百密而无一疏，还要不断创新监管方式。
以宁波市的奉化为例，该市创造了“1+X”监管方式，将全市11个乡镇街道，按地理位置分为4个片区，每个片区设小组长1名，专门负责所辖片区内的自查和片区间的对口检查工作，这样一来，市、镇、村三级，都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效监管。
同属宁波的慈溪市，则通过成立农业检测战略联盟，将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检测资源整合统筹，既节约了成本，同时使慈溪市具备了包括农残、兽残、非食品添加物、重金属、微生物、抗生素等六大类555项参数的检测能力。政府出钱购买检测服务，提供给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督促其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浙江大学教授周洁红长期以来跟踪研究浙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她总结认为：“浙江监管工作最鲜明的特点是，将监管视为服务，用机制创新成就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