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田青文集》的编辑与出版缘起于文化艺术出版社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美意。
仿佛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已经满70周岁了！过去说“人过七十古来稀”，但今天看来已属平常。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这几十年的安定和平。1948年平津战役打响，在天津市日租界后来称作甘肃路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妈妈抱着未满一岁的我躲避在饭桌下面，两手捂着我的耳朵，怕隆隆的炮声惊醒我的睡眠。32年后的除夕夜，因为担心屋外的鞭炮声惊醒她未满一岁的孙子的睡眠，妈妈在零点鞭炮高峰之前就歪在她孙子的床头，准备随时用手捂住孙子的耳朵……
因为妈妈要上班，我其实是姥姥带大的。姥姥喜欢听戏，从小跟姥姥去剧场，“熏染”了我对艺术的爱好。而《岳母刺字》《苏武牧羊》《穆桂英挂帅》，是姥姥哄我入睡的“儿童故事”。1996年，我用两天时间写了7首歌词，这就是《苏武牧羊》，大家非常喜欢，它是我对刚刚辞世一年的姥姥的怀念。
我的第一本书《中国古代音乐史话》，虽然是我看了当时能找到的有关中国音乐史的著作、文章之后掺杂了一些自己的观点而“冲”成的“汤”，但一些创新的观点现在依然成立。1977年，我毕业留校工作，同时负责“中国古代音乐史”和“西方古典音乐名作”两门共同课。与有大量音响资料的西方音乐史课相比，中国古代音乐史课可听的音响资料很少。为了寻觅还“活着”的古代音乐作为教材，我开始接触佛教音乐，希望能从那里找到中国古代音乐的一些遗存，没想到从此与佛教文化、佛教音乐结缘。当时借阅古籍的困难是现在的青年无法想象的，图书馆里的古籍一般不向普通读者开放。我找到父亲多年的好友、时任天津图书馆副馆长的王鸿寿叔叔“开后门”，拿到了一张可以在图书馆善本部读书的内部阅览证。那时候，图书馆还没有复印机，善本书也不能借回家细读，于是，随读随抄录，便成了功课。至今，我还留着当年抄录慧皎《高僧传》与道宣《续高僧传》的残破的笔记本。令人欣慰的是，佛教音乐，今天已经被许多人看作是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天津音乐学院的前身是中央音乐学院，1958年“院系调整”后一部分迁到北京，一部分留在天津。老院长缪天瑞先生怜我好学无门，便介绍我去找已调到北京的黄翔鹏先生请教。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奔波于京津两地。当时从天津开往北京的第一班车好像是早晨6：15，早早爬起来赶到“老龙头火车站”（即天津东站）前边的早点铺吃碗馄饨上车，再坐当天最后一班车回津，回到家已经很晚了，真是“三更灯火五更鸡”。黄翔鹏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一直是我学术之路上的灯塔。
1982年，我正式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系，成为杨荫浏先生的关门弟子。在我们这届研究生里，我属于年龄偏大的，而且，和大多数刚从大学毕业的同学不同，我已经有4年教龄。当时研究生部的书记郭睿儒老师对我大开方便之门，说：“你甭瞎耽误工夫了，领每人300元的考察费，你就考察去吧！”于是，我便背着一个绿挎包，拿着300元人民币和一台研究生部刚买的像块“砖头”一样的录音机，开始了我后来延续二三十年的佛教音乐考察之旅。
自1985年研究生毕业留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至今，其中生活、工作多有变化，也不乏命运之中、意料之外的生命历程，但读书、写作，已成生命之常态，有此生涯打底，生命中所有的“偶然”事件，也就成了“必然”的契机。
200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那时，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部分的人都搞不明白，很多人第一次说这个词的时候都会说错。我们通过自己的奔走呼号，在几年的时间里将一个陌生的名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更让保护行动深入人心，为促进相关立法和构建我国独特的非遗保护体系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而我，也走出书斋，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深得民心的文化事业中。
4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有了重建民族自信的基础。我作为一个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者，在后半生，在国家需要我的时候，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中，真是我的幸运和福报。感谢时代，感谢生我养我的土地。
（9卷本《田青文集》汇集了田青这些年在宗教文化、中国音乐、非遗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田青的人生轨迹。这是他的自序，刊登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