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判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回眸波澜壮阔的四十年改革发展史，正如当年唱红祖国大江南北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所歌唱的那样，正是改革的新绿唤醒了祖国的广袤田野与山川大地，幸福了辛勤耕耘在这方土地上的人民!
奋进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庄严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宏图。在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国内外环境发生复杂而又深刻变化的形势下，如何研判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面临的特殊挑战?如何进一步激扬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如何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等发展瓶颈，如何科学研判当前的经贸形势，切实提升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宏网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姜长云研究员。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作为资深经济专家，同时，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时代见证者，能否为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学术人生与生命感悟？
姜长云：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城乡经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比上年增长8.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969元，增长7.4%。可以说，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足。我国城市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大都市的面貌甚至比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还要漂亮。从个人来看，1978年我还在农村上中学，后来上大学读博士，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改革开放事业的研究者，长期致力于我国农村发展和服务业问题的研究。甚至参与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课题研究中去，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先后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最高奖)和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十余项;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培养，得益于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时代;单位、领导的关心和同事们的支持，以及家人的奉献和帮助也是重要的。
记者：您的研究成果：《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与国民经济发展》于2001年荣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如今，近二十年过去了，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外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您能否为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成果的取得和您的最新思考？
姜长云：2001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个奖是2000年我和现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合作完成的科研成果。回顾这项成果，尽管近二十年过去了，当时还是提出了一些比较超前和前沿的思想，比如我们较早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尤其是将推动农业农村经济的转型，放到国民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视角去考察，研究如何推动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当时还是比较超前的。
如今回头看，尽管当时确实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甚至超前的思路，但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出人预料的。
记者：绿色发展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农业也在三产融合与绿色发展的大道上锐意前行。您对当前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形势和任务怎么看？
姜长云：现在我国整体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对绿色食品、安全食品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其中，包括对农业、农产品的消费体验也越来越高，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在发生分化。比如，本世纪初，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还比较低，消费结构的雷同性还比较严重。如今，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分化达到较高水平，比如老年人、年轻人以及儿童，甚至年青人本身也有很大分化，有的可能追求保健食品，有的则追求康体食品，需求呈现分化发展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业的绿色发展，强调“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但是，实现绿色发展依旧任重道远。这里面首先要注意，要有绿色发展的带头人，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服务主体，使他们成长为绿色发展新领军力量。当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小农户依旧是我国农业的主体，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光靠小农户要实现绿色发展，动力严重不足。所以，要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服务主体的带动作用;第二，要在政策引导方面，通过一些体制机制的改革与政策创新来鼓励优质优价、农产品绿色化、品牌化发展。
记者：当前，我国进入扶贫攻坚战倒计时，任务重、压力大，中央明确指出，扶贫攻坚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搞“数字扶贫”、“假扶贫”。请问您对当前我国扶贫攻坚的形势与任务尤其是打赢扶贫攻坚主战场有何建言？
姜长云：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这个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大战略。2018年1月2日，国务院公布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必须指出，全面脱贫攻坚战作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优先任务，这就意味着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现有标准下的贫困户将全部实现脱帽，这个目标必须实现。这几年，扶贫攻坚方面中央抓得比较紧，督查也比较严，许多地方工作也做得比较扎实，但是，不可否认，在这种严峻的考验面前，个别地方可能还是存在一些形式主义的倾向，一方面可能导致出现一些“假脱贫”，对打赢扶贫攻坚战的质量发生影响，应引起重视;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存在“数字脱贫”，究其实并未真脱贫，这对未来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和发展举措造成隐患，必须严查和整改。
记者：在当前中美贸易争端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际，我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抵御下行压力与有效管控金融风险等重重挑战，请问在此形势下，您怎么看待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所面临的特殊挑战？以及如何确立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因应之策？
姜长云：关于中美贸易战，我国政府已经发布了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对于中方的立场实际上已经做出了清晰的阐述。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现在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则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那么，在中国成长的过程中，美国可能感到一些压力，这其实非常正常。但是，美国政府的反应，有些或许属于理性，有些则完全是非理性的，关键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有能力把这个贸易争端转化为我们的发展良机?
我们可以在应战中深入反思并完善我们自己的事情。当然，我们首先要对发展充满自信，但在宣传方面也可以适当讲究方法，保持一些“韬光养晦”的策略。有些方面我们确实可能做的比较好，这是我们自信的依据，有些方面我们则在发展过程中，还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这些都要实事求是的给予分析，不必过分夸大以引起对手的怀疑乃至惧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我们应对贸易争端的能力，对于美方提出的一些合理要求，可以有条件的吸收，但对于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必须严词拒绝并据理力争。
农业方面，适当扩大我国农产品进口还是大趋势。因为扩大农产品进口究其实质就是扩大进口了一部分资源。这有利于我国消费水平的提高。这种需求客观上可能还在持续增长，而且，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也需要一些用地，用水，适当扩大进口一些农产品，有利于缓解我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进程中争夺水资源、土地资源的矛盾。中美贸易战进程中，我国对大豆进口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短期看肯定是必要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措施可能导致部分大豆进口价格的提高，增加我国产业发展的成本。
反观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还是要把着眼点放在提高我国农业的整体产业素质上，聚焦到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升上，唯此，才能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带动城乡居民就业，带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此外，扩大开放过程中也要不断提升应对开放的能力，适当注意贸易多元化，这样就会较少受一些国家反制措施的制约。
此外，要注意提升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国家给一些引导支持甚至必要补贴，对提高农民收入有好处，但是，提高农民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归根到底还要靠提高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依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差距还是很大。其实质，跟农业劳动力素质有很大关系。
记者：中央高层最近不断为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鼓劲加油，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营经济正在面临一些发展的困难与瓶颈。您对此怎么看？
姜长云：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跟民营经济息息相关。民营经济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一支比较活跃的力量。包括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成就，跟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关系。因为，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民营经济从外部对国有经济生成了一种竞争压力，从体制机制等层面也对国企改革提供了不少借鉴。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成果，我们千万不要否认民营经济的成就，而且要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事实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有活力，什么时候压制和抵制民营经济，什么时候我国经济就不是那么的活跃。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记者：您曾经对中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发展与前景做过深入研究。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个突出问题，结合当前形势，您有何分析和建言？
姜长云：民营经济融资难由两方面构成，一是民营经济相对于国有经济，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将两者平等对待，但是，从操作上，解决融资难问题，国有经济还是有较大优势。一些地方自觉不自觉也存在一种倾向，银行更愿意给国有企业办贷款，给民营企业则容易被怀疑有腐败问题，所以阻力确实比较大。第二个因素是由小微企业的特质决定。一般而言，大企业融资相对容易，小微企业比较难，因为银行贷款融资成本不同，大企业相当于批发业务，小微企业相当于零售，贷款成本和教育成本都比较高。
此外，个别地方还可能把支持国有企业和政治行为挂钩，这就更加增加了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加之不少民营企业规模小，融资难就更加难免。由于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不足，也增加了民营经济通过股权融资等渠道解决问题的难度。
综上，我觉得解决好我国民营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采取一个系统化的思路。
首先，要跳出融资看融资。我们的政策和制度确实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但是，同时也要正视，我们不少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还是和产业素质有很大关系。一些企业的产业素质和竞争力比较好，融资难还是相对好解决。当然，也有部分民营企业产业素质比较好，但由于产业规模比较小，加之当前缺少有效的信用评级机制，导致虽然有良好发展潜力，依旧面临融资难题，这都要求我们下一步采取切实举措加以解决。其次，解决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需要多管齐下。除了银行贷款，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担保机构也是一个方面。这些措施每一项都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所以，需要综合施策、系统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小微企业发展新经济如果依赖银行贷款绝非出路。因为这些新经济潜在风险比较大，银行贷款更适宜服务收入和风险相对稳定的客户，银行服务风险较大的新经济难度较大。包括担保机构也很难解决。这就需要依靠一些创新友好型的融资渠道加以解决。比如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等就比较适合。这一方面为有钱人的投资提供了渠道，另一方面也分散了新经济的投资风险。
记者：中美贸易争端以来，很多“芯片级”事件凸显了我国在高科领域的短板。其实，抓高科技除了高大上的科研机构和重量级企业，是否也需要战略和制度层面的长期关照，需要全社会总动员，鼓励全民的创新意识。这里面，基层组织在引领、培植和鼓舞创新方面的活水源泉与土壤地位凸显。能否分享一下您对此的新思考与新洞察？
姜长云：通过中美贸易战我们进一步看清楚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美贸易战以来我们冷静审视可以看到，一方面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取得多方面重大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亟待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这里面我觉得尤其要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生态建设，激发全民参与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一方面要重视高大上领军机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要激发和提高全民创新创业的热情，培育创新创业文化，营造创新创业环境。为此，首先要鼓励创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尤其要重视形成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从目前成长比较好的一些创新型企业案例来看，很多震惊世界的成果都出自年青人之手。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发挥好科研队伍高精尖机构的战略作用，另一方面要避免把全部资源集中到这些机构，而是要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创业的环境，形成一个全民重视，广泛参与的创新创业的氛围。
我们知道，创新常常诞生于偶然之际，通过营造创新创业环境，有利于把大家的创新潜能都激发起来。而且创新创业的冲动更多时候基于市场需求导向。完全依赖高大上的科研机构未必能够及时反映和满足。营造鼓励创新创业的环境，有利于激发和调动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使大家能够将生活工作中存在的瓶颈问题用创新的思维去解决。
事实上，有些创新是按计划进行，更多的创新则可能是“有心栽花花不红，无心插柳柳成荫”。所以，一定要营造创新创业良好生态。好多地方搞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双创基地，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培育这种鼓励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和生态，发挥典型示范和引领作用。
这里面关键在于形成鼓励创新创业的制度，如果一个制度连未来三年购买多少复印纸都要预算好，那它是很难形成创新土壤和氛围的。此外，有些地方还存在对创新产品和创新服务的价格管制，比如规定人员工资是多少，规定创新人员津贴是多少等等，管理比较僵化死板，难免压制创新者的积极性。
最后，还要完善鼓励创新创业的利益平衡机制。事实是，实体经济非常需要创新，需要创新驱动，但是，如果房地产暴利非常高，炒一套房赚得钱远远大于搞实体，那么，创新的冲动就很难维系。所以，一定要注意完善这方面措施。
记者：我们知道，我国在文学、医学等领域已经取得了问鼎诺贝尔奖的优异成绩，物理学等领域也被给予厚望，那么，您怎么看待未来四十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
姜长云：未来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比前四十年的成就更大，更突出。因为我们发展的基础已经更加雄厚，又有党的坚强领导，而且我国整体国民文化素养和科技水平，都比以前有了明显提高，未来的发展潜力应该更大。至于我个人，我觉得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们首先考虑的还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对于个人得失考虑太多意义不大，尤其是作为党培养的知识分子。
我个人觉得，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性不大，客观讲，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还和国际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同时，我也不赞同将获得诺贝尔奖等作为一个指标，我觉得还是干一些实事比较好。多探讨解决一些国家发展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比较好。对待获奖要理性看待，获奖者固然优秀，但没有获奖的成果未必不优秀，对于科研成果的贡献和评价应该更加多元化。所以，完全不必把中国经济学家是否获诺奖太当一回事。还是要把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摆在首位。我认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远比获诺奖更重要。去年我们给深圳市做了关于创新高质量发展经济体建设的课题，总结国际经验，我的一个深刻体会就是大部分高质量发展经济体都是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有机融合互动，而非单纯搞科技创新。
因此，对于获诺奖之事尽可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千万不要太当一回事。而且，诺奖就那么几个人评选，如果我国的经济建设搞得很好，那是全国人民评的奖，13亿人评奖，我觉得比几个人评奖更重要。13亿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就是最好的奖励。
